80年代之前，极具集体主义色彩的广播体操承载着民众体育强国的梦想，成为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
近代中国受鸦片侵蚀、战争摧残，匮乏的物资生活让国民人均寿命普遍较低，据1999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显示，新中国成立前，国民人均寿命仅35岁，婴幼儿死亡率高达20%，吃饭成了最大问题。羸弱的国力，让国民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东亚病夫”充斥着列强对旧中国的嘲讽。1936年柏林奥运会，为了响应国际号召，中国政府派出了140人的代表团参赛，并申报了近30个参赛项目。最终以仅有一名撑杆跳高选手进入复赛的结果收场。一时间，泱泱大国的颜面荡然无存。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国民体质根本无法胜任国家发展的需要。当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一个简单的入伍体检就把很多热血青年挡在了军队门外。
糟糕的国民体质让毛泽东十分担忧。如何把群众组织起来锻炼成为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最重视的问题。毛泽东曾两次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提出学生健康问题必须采取行政步骤具体解决。他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审议《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说：“该讨论体育了，体育是关系6 亿人民的大事嘛! ”
一份正合时宜的报告
如何让民众加强锻炼也成了当时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头等大事。长期军旅生涯，让贺龙特别注重通过体育锻炼来增强官兵体质，提高部队战斗力。他把这种体育意识扩而大之，提出要想抓新中国体育事业，必须一开始就重视全民体育运动。
1950年冬，一份手写报告悄然递到了中华体育总会筹委会办公室，报告内容是建议新中国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而打报告的人正是体育总会筹委会秘书、归国华侨杨烈女士。她的这份报告适时地与体总筹委会想把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放首位的思路不谋而合，一下子便获得了上级批准。
杨烈出生在越南一个富裕的侨商家庭，学生时代的她曾远赴日本学习体操和体育管理。抗战爆发后，她中断学业，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事业。由于她有参加过大型团体操等体育活动的经验，成了国内不可多得的体育人才。新中国初期，负责体育工作的廖承志还亲自接她到北京担任体总筹委会的秘书工作，让她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出谋划策。上级对体育的高度重视让杨烈的报告申请工作进展顺利。为创编一套适合国民的广播体操，她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率领中国代表团对苏联几大城市的体育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她发现苏联的全民体操运动发展十分全面，一般有三类，即卫生操、辅助性体操和器械体操。而卫生操便是在早上根据广播进行的一种体操，由 8节到12节组成，时间为10分钟到15分钟，分为老年体操和妇女体操两种，是一种弱性体操，由于不受场地、设备、服装和器械的约束，因此便于大范围推广。
贺龙也曾在访问苏联时认真了解其体育制度，对苏联“劳卫制”模式留下了深刻印象。“劳卫制”即“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制度，通过运动项目等级测试，促进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以提高体力、耐力、速度、灵巧等素质，并为不同年龄组制定不同达标标准。随后贺龙组织创建了中国“劳卫制”并在全国推广，这大大强化了工农兵及干部的体育锻炼意识。
深受苏联模式启发的杨烈和代表团成员们回国后展开热烈讨论。最终，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决定学习苏联经验、发展体育运动的方针，在经济恢复时期，全国不搞大型运动会，要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体操由学校到工厂，由军队到地方，由城市到农村逐级推广。
不仅如此，为了督促全民健身，更好地贯彻“劳卫制”，有的地区还规定：早上不做操就扣工分。大型广播操则采取半脱产、记工分的方式进行强化训练。
困难重重的创编过程
广播体操曾被称作“社会主义体育”。有趣的是，它却起源于最强调自由的美国。1925 年，美国匹兹堡 KDKA 电台在清晨段播出一档名为“Morning Excises”的节目，这是广播技术诞生后，世界上第一次将广播与体操结合。而后日本人借鉴将其传入亚洲。1928年，日本广播体操制定委员会成员大谷武一在他参与编著的《增补体育大辞典》里对广播体操这样定义：“透过播音系统播放音乐及号令声，并施行特定之动作，而此一身体活动谓之广播体操。此后，广播体操的日文正式名称为：国民保健体操。”杨烈有创编体操的想法，且准备工作也有了进展，但真正要创建一套全民健身操，还是让她犯了难。当时国民根本没有“做操”的概念，创编体操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缺乏体育人才的年代，去哪里找合适的人选？这时，她突然想起了同在体总筹委会的老同事刘以珍。
刘以珍是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科班出身。早在大学期间，她就坚持做一套叫“辣椒操”的运动。据她回忆，那时体育系有一台录音机，还有一张叫“辣椒操”的唱片，刘以珍早上起床拿着录音机去操场上做操，就会有同学跟着她一起做，慢慢地人数越来越多，最多时候有100人。
这套“辣椒操”，最初是从日本引进、有音乐伴奏的徒手体操，通过广播电台播放音乐指挥大家一起做。由于日语“广播”的发音和汉语的“辣椒”很相似，所以渐渐地中国人把它叫做“辣椒操”。而据说日本的广播体操又是借鉴了当时美国水兵的一种锻炼方式。
被邀请参与创编体操后，刘以珍兴奋地告诉杨烈：“日本当时5套广播体操的资料我都有，也都会做，这项工作应该难不倒我。”而她的“辣椒操”正是上大学时来自日本的体育老师所教。
参考了日本广播体操的结构后，刘以珍很快就给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定下了基本框架：一共10个小节，总长5分钟左右，第一节是下肢运动；紧接着第二节是四肢运动，这两节是前奏。从第三小节胸部运动开始，运动的强度便逐渐加大，进而体侧运动、转体运动、腹背运动……当第八节跳跃运动过后，就是整理运动。为了适应国民需要，刘以珍在日本体操的基础上，自创了一节呼吸运动作为整套操的结束。
刘以珍创编广播体操动作顺序的思路，后来成了所有编操者共同遵守的原则：先由离心脏较远负荷量较小的上肢或下肢运动开始；中间由胸部体侧体转和腹背运动组成，逐步加大动作的幅度和负荷量；然后转入较剧烈的负荷量最大的全身运动和跳跃运动；最后以放松运动结束。
广播体操的动作编排顺利完成了，刘以珍才发现真正的麻烦还在后头。广播体操作为全民健身运动，需要面向全国人民，这和自己平时上体育课完全不同。要想向全国各地的人们推广，去哪里找相应的体育专业人才进行示范和喊口号？再加上国民对“体育”的陌生，如何推广变成一个伤脑筋的问题。
由于刘以珍当时掌握的体操术语不多，很多动作说明无法说清楚。特别是一些日文专业词汇，都不知如何给中国老百姓翻译。像叫颈部还是脖子？是叫腹部还是肚子？是叫斜着伸直了还是侧上举？这些混乱的问题常常困扰刘以珍。如果没有科学统一的说明，以后做操，大家肯定会做出五花八门的动作。最终，中华体育总会筹委会决定向全国发行一套有文字说明的广播体操动作挂图。
挂图解决了广播操推广难题后，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广播体操需要音乐，但要找到能与广播操动作完美结合的音乐却很不容易。一般的音乐有自己的节奏和连贯性，而广播体操动作却需要分节拍和停顿。这就需要广播体操的背景音乐，在节奏和节拍上要与动作完全合拍。
当时参与创编广播体操的中央乐团音乐家们为这事伤透了脑筋，常常抗议说：“我们音乐要表达的东西还没说完，必须让我们硬停，又要迁就动作，又要合拍，这完全是为难我们。”不过，为了响应全民健身的号召，音乐家们在当年落后的技术设备和艰苦的录音条件下，最终制作出了第一套广播体操的配乐。可惜，这套配乐如今已难觅踪迹。
1951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此时距杨烈第一次提交那份关于创编国民广播体操的报告正好整整一年。
引发全民健身热潮
1951年12月1日，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在广播里播放，一下子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这种“边听音乐边做操”的锻炼形式在旧中国从没有过，各界群众的积极性骤然大增。让国家体育总局没想到的是，广播体操在全国掀起了健身热潮。
在中央号召下，广播体操在学校、机关、部队、厂矿、农村都陆续推广开。每天上午10点，当大喇叭响起后，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纺织工人在纺织机器旁，机关干部在办公场所，学生在操场上，甚至马路两边或楼顶上都有人在做操。城市变成了运动场，人们合着节拍，整齐划一。不仅如此，如果恰逢在火车上听到广播，而火车碰巧停站，人们还会跑下站台做操。而在车厢里的人也不会闲着，乘务员会领着大家一起做操。
广播体操也成为学生中的新鲜事。1952年9月，7岁的谢东在重庆一家兵工厂子弟小学念书，他至今仍记得第一堂体育课便是教他们做广播体操。由于重庆多山，学校的小操场正好建在起伏的丘陵上，学生们会被老师带到操场上进行体育锻炼。以往学校会让高小（5、6年级）的同学做童子操，中小（3、4年级）的学生“打莲枪”，而谢东他们这些初小的学生，则是学习新颁布的广播体操。以前威武帅气的童子操由于动作较难，所以只能给高小同学练习。而中小学生则会“打莲枪”，即把竹竿镂空，在里面放上铜钱，有一米多长，然后耍来耍去。当时谢东可羡慕比自己大4岁的哥哥了，因为他总是穿着学校统一配给的豆沙色军装做着硬邦邦的童子操。可就在谢东他们学广播体操的第二年，新鲜有趣、动作帅气的广播体操，让童子操和“打莲枪”渐渐消失，那些高年级大哥哥大姐姐们也开始跟着谢东他们学起了广播体操。
每天上下班的单调生活，让广播体操成为全民最喜爱的体育运动，甚至比足球篮球还“火”。如今70多岁的黄兴权回忆起当年做广播操的画面仍激动不已。“那时候操场都是土或者煤渣铺成的，没有录音机，也没有老唱片放音乐。
我们就跟着领操员的口号做操，没一个人敢乱动。更有趣的是，有一个扩展运动，我们把手伸得很长，腿踢得很高，经常会撞到前面的人。”
在广播体操盛行的年代里，一部分人的人生道路也因广播体操而改变。李晶（化名）由于从小身体协调性和柔韧性较好，被选进业余体校，随后进入著名体校学习体操，在上山下乡期间，她由于身体素质扎实，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也能保持健康，也正是因为有着体操运动员背景，她幸运地得到了上北京体育大学的机会，毕业后分配到大学成为一名体育老师。
北京厂桥小学有个小学生因为姿态标准优美，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还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正是这次露脸，让的运动天赋得以展现，后来他被什刹海体校的老师选中，开始学习武术。这个幸运的小学生叫李连杰。
除了李连杰，还有不少名人也与广播体操产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的儿子马启伟曾是第一套广播体操挂图的模特；奥运冠军李宁也担任过第七套广播体操挂图的模特。
大街小巷全民做操的画面让20世纪50 年代来华访问的苏联诗人吉洪诺夫惊叹不已，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从集体化走向多元化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产物的广播体操，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被誉为“国操”。外国朋友曾称新中国为“广播体操最壮观的国家”。1979年前后，法国、埃及、伊朗代表团来中国考察广播体操。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大庭广众之下集体运动，他们称广播体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育”。为巩固社会主义新政权，广播体操诞生之初更像一种身体政治。它巧妙地将国民意志、心灵和集体归宿感紧紧联系在一起。做操过程中，个人融化在集体里，仿佛在向世界宣布集体主义下的新中国正在彻底摆脱“东亚病夫”的贬称。
第一套广播体操成了新中国的集体符号之一。在国民心中，财产归国家，身体归国家，连心也交给了国家，为祖国健康工作是最幸福的事情。此时的广播体操更像一种具有“爱国”性质的工农兵语言。尤其当朝鲜战争硝烟弥漫之际，人们不仅在“爱国公约”中承诺为抗美援朝捐献财物，后来在公约中还增加了一条新承诺：“保证每天早上做早操。”这种无形的约束力，让人们在手脚伸展间，忘了个体的存在，从而产生出集体感。对当时刚成立的新中国，广播体操成为凝聚国力，建设国家工业体系，向世界展示新中国面貌的一张名片。
除了制度的保障，媒体也加大了对广播体操的宣传力度。作为党报，《人民日报》曾刊发《大家都来做广播体操》等文章。在这种号召下，全国各地的教育、卫生、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还共同组织了“广播体操推行委员会”“广播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操传授站”等。半年后，《人民日报》再次刊登文章，总结推广的丰硕成果。
顺应群众要求，在第一套广播体操推广后，编操小组又陆续推出了第二套、第三套……每一套都伴随时代融入很多新元素。
199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停止播放广播体操。这个曾陪伴国民从计划经济跨越到市场经济时代的运动形式，在为国民体质和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更为全民健身开了个好头。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这是我国国力强大的见证。为纪念北京奥运会，2009年，国务院将每年的8月8日确立为“全民健身日”。
回首半个多世纪以来，广播体操的诞生，顺应了国家建设、投身革命的需要，在发展中国体育、增强国民体质上担负了重要作用。
几乎每个人的学生时代都有广播体操的记忆，无论岁月变迁，都不曾彻底遗忘。人们或能记住某个动作，或能说出某节操的名字。广播体操已深深植埋于人们絮絮叨叨的怀念里，成为许多人温馨而美好的回忆。
